真理标准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这方面的理论很多,似乎已经很完善了,其实仍然有严重的问题,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还是没人能说清楚。首先,客观真理与实用真理之间必须有明确的选择。其次,真理的实用标准、实践标准、预见性标准、简单性标准和逻辑统一性标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澄清。然后,对于真理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标准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定理。
完全可证实的假说是真理,演绎的结论和有限归纳的结论可以证实。完全可证伪的假说不是真理,完全不可证伪的假说也不是真理。但很多命题是不可完全证实且不可完全证伪的,真理标准的问题主要是讨论这些命题的问题。很多人以为真理标准的作用是判断一个命题是否与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相同,其实真理标准的作用应该是判断什么样的命题能够被多数人接受。演绎的结论可以证实,但演绎以归纳命题为前提,归纳的结论在有限范围内也可以证实,但我们的实践需要预测,预测需要无限范围的归纳。归纳命题不可证实,因此无法判断一个抽象命题是否与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相同,这个意义上的真理标准不存在。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134.)如果真理是绝对客观的,那么与客观事实相同就是真理的标准,但康德说真理不是绝对客观的,于是就必须另寻真理的标准。
康德只解决了真理的客观性问题,没有解决真理标准的问题。科学必须有一个判别标准,这样才能把真理与谬误区分开,同时还要把科学与艺术、宗教区分开。区分的最终标准都是人的利益。艺术和宗教都只能增进人的短期利益,不能增进人的长远利益,或者对长远利益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些真理可以直接检验,黑箱可以变成白箱。但很多真理无法直接检验。牛顿定律被接受是因为它的计算结果被检验为真,而不是定律本身被检验为真。后来,相对论指出连牛顿定律的计算结果都只是近似为真。对于这样的真理我们只能不断接近那个自在之物,它永远是一个黑箱,有一道鸿沟我们永远无法跨越。
我们需要真理标准,因为我们必须在众多的命题中选择。真理无法检验怎么办?很好办,既然我们的目的是选择,我们就找一个选择的标准就行了,即分析一下什么样的命题能够被多数人接受。不要问这个命题是不是真理,而要问这个命题可信度是多少,为什么别人接受(或不接受)这个命题。于是真理标准从理论检验问题变成理论的评价与选择问题。波普尔表示认识过程的公式P1-TT-EE-P2中,证伪符号EE(error elimination),应改成AE(Assessment & Evaluation),即理论的评价和选择。
明朝有个改革家张居正,很多人都认为他设计扳倒了他的前任首辅高拱,历史学家经过严格论证说明此事查无实据,但大家宁愿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种说法是一个实用真理,它能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较复杂,甚至经常不合逻辑。
区分客观真理与实用真理有重大的哲学意义。科学发展的现状就是怀疑论和科学并驾齐驱,如果我们不区分客观真理和实用真理,就很难理解这种现状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者怀疑知识的客观性,如果我们的现代科学理论大厦是由客观知识组成的,那么休谟等人就是在挖现代科学的墙角。这时我们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是支持怀疑论,还是支持现代科学。但是如果现代科学不是客观真理,而是实用真理,那么这个两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的科学大厦是实用真理,休谟等人并没有怀疑过这些理论的实用性。如果有人还试图建立客观真理的大厦,那么就让怀疑论者们大挖一气,挖倒为止。所以实用主义的本质是主观唯心主义。同时,理论与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实用主义也符合唯物主义。辩证二元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
不仅科学的具体理论需要怀疑,科学精神、科学原则、科学传统也可以怀疑。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包容神话、宗教等非理性学说,认为预见性不是最终标准,这种主张与实用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但费耶阿本德说“怎么都行”是错误的,因为违背实用主义原则是不行的,损害人的利益不行,让社会倒退不行,例如回到中世纪,恢复经院主义的统治绝对不行。真理的最终标准是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和进化主义。
笛卡尔提出把明白清楚当成真理的标准,这显然不对。很多真理都很难理解,而很多幻觉是明白清楚的,人经常产生错觉和幻觉。笛卡儿把人心作为真理的法官,而人心并不擅长以客观性和逻辑统一性为标准来评判真理,而是擅长以实用性来评判真理。哪个认识对我有利,哪个认识对我有害,这个比较清楚。
实践标准是指理论应该能够指导实践从而实现人的利益,所以马克思的实践标准是实用主义。实用指增进人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人的利益包括主体利益和他人利益,主体利益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