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埃德蒙特·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创立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在西方和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现象学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有海德格尔（1889-1976）和舍勒（1874-1928）等，现象学引发出了以伽达默尔（1900-2002）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海尔曼·施密茨的“新现象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40-50年代，在法国现象学达到高潮，梅洛·庞蒂（1908-1961）和让·保罗·萨特（1905-1980）把现象学推到法国的最高点。结构主义与现象学有深入的关系。现象学还引发出了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的思想。（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M].团结出版社,2003:1.）

另一发面，现象学也饱受批判，连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这样的现象学忠实信徒也提出很多尖锐批评。现在现象学在中国备受推崇，这主要是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很接近，因此容易被中国学者接受。很多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逆反心理，崇拜西方哲学，但往往又不能接受唯心主义，而现象学有些接近唯物主义，所以国人推崇胡塞尔。

张祥龙认为，在做实证意义上的具体分析方面，就其严格性和所谓“切近地面”——诉诸具体的事例——这一点，现象学比不上分析哲学，尤其是在严格性上。读一读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的卡尔纳普后期的日常语言学派的著作，那种hair-splitting（细密琐碎）的分析功夫之精细、具体，就可知道，在这方面现象学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可讲。但现象学对于传统二元方式的突破，使它能在新的深度上让个别与普遍在直观中相互穿透。（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M].团结出版社,2003:1,22-23）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延续两千多年，始终得不到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张祥龙所说的“对于二元方式的突破”应该是指胡塞尔想另辟蹊径解决唯心与唯物的这个老大难问题。但是现象学的基本理论是完全错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是什么突破。胡塞尔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种似是而非，他说：我已经受尽了模糊性、左右摇摆的怀疑的折磨。（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M].团结出版社,2003:31.）胡塞尔自称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他试图解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但他除了把概念搞乱之外，没有任何超越。既没有新的深度，也无法让个别与普遍在直观中相互穿透。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实用真理已经够了。现象学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是近现代哲学的一次大倒退。胡塞尔著述很多，其中有些内容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现象学的核心理论是正确的。

理论的发展总有曲折，走弯路不一定是坏事，吃一堑，长一智，“看过不如干过，干过不如错过”。哲学一向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破不立。现象学把哲学的荒谬之处推入极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辨识正确与错误的边界。鉴于现象学的巨大影响，下面有必要对它的本质作些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