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孩子快速地张合右眼眼睑,一个是随意地眨眼,另一个则是挤眉弄眼向朋友发信号。社会人类学家把张合眼睑的简单描述称为“浅描”,把对眨眼和挤眉弄眼的区分称为“深描”。克利福德·格尔茨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释义人类学倡导者。他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说深描是虚构,但他没有认识到这种虚构的本质是意识加工,他与西方多数社会学家一样不会使用主观唯心主义理论。
这两个孩子的行为表现是相同的,那么区别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区别是他们的意识,或者说是行为动机。意识是一个黑箱,我们只能观察他人的行为,无法观察他人的意识。如果我们想深描这两个孩子动作的差别,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意识,那么怎么才能了解他们的意识呢?深描的来源只有两个:浅描和对浅描的意识加工。浅描不能区分的行为必须靠人类学家对这些行为的意识加工来区分,这就是格尔茨所说的“虚构”或“理解”。格尔茨分析“深描”是为了说明文化的概念,他说:“文化是由社会通行的意义结构所组成。”([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16.)他所说的意义结构就来自这种虚构,所以他所说的文化是一种意识。
每个人从小接受教育,学习的对象是文化基因,即文字符号。学习的过程是对文化基因的理解,这是广义转录的过程。通过广义转录形成一套意识,格尔茨所说的文化就是这套意识。由于这套意识的来源是这个社会通行的文化基因,所以这套文化就必然是通行的意义结构。
从物质的角度说,时间与物质不可分,但在主观世界中是可分的,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构造世界模型时,人们需要把这两个概念组合起来。但这种组合不能否定它们单独存在的可能性,没有单独存在的概念,就不存在组合的问题。
客观事物的时间性是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对时间性的观念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是意识当中的东西。海德格尔完全混淆了这两者的界线。历史的时间性大多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与我的此在毫无关系,而海德格尔却说历史的时间性依赖于此在的时间性。海德格尔说:“我们宣称:首要地具有历史性的是此在。而世内照面的东西则是次级具有历史性的。”“世界历史事物并非由于历史学的客观化而具有历史性;而是:它作为那以世内照面的方式是其自身所是的存在者而具有历史性。”([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431-432.)
我们对于时间的观念是如何建立的呢?关公是汉朝的,秦琼是唐朝的,把他们放在一个舞台上就会被人笑话。我们必须对有关事物建立一个结构关系:关公死后秦琼才出生。我们的时间观念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们的观念是我们自己的,本来可以任意创建和组合。别说关公可以战秦琼,就是你自己拿把菜刀去战秦琼也可以,但你要想与他人有共同语言,就不能任意创建和组合自己的观念,而必须建立一种客观的时间观念。建立这种观念的动力是我们自身的利益:不想让人笑话,与他人能有共同语言。
对于一个杀人案,福尔摩斯总是提出多种假设,然后在调查中逐一排除,留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些假设中,嫌疑人的行为具有不同的时间性,只有一种时间性是可以接受的,其他的时间性都不能让人满意——受害人家属会上诉,检察院会抗诉。我们的时间观念就是这样建立的。
建立这种客观的时间观念的动力是主体(此在)的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首要地具有历史性的是此在,而世内照面的东西则是次级具有历史性的”,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这种首要与次要的关系是在意识的范围内建立时间性的关系,而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首要和次要的关系。
在一个坐标系建立之后,每个点随即都获得了一个坐标值,如果原点改变了,那么每一个点的坐标值都要相应变化。客观的历史就是建立在一个公认的绝对坐标系之中的历史,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需要以他自己为原点,重新建立坐标系,每一个历史事件也随即获得了一个新的坐标值。这样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历史,因为人是世界的尺度,历史事件的意义来自于它对主体的利益的影响。海德格尔举过一个例子:“一个戒指‘代代相传’,‘代代佩戴’,而在这一存在中,这戒指所遭际的并非简简单单的位置变化。在这种演历中有某种东西随之演历;从位置变化这种运动出发是根本把捉不到这样一种演历的动变的。”([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439-440.)
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每个人的好恶而任意改变。但历史与每个人的关系不同,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例如,战争的历史对一个军人的意义和一个小说家的意义是不同,政治事件对政治家和老百姓的意义不同。
平面上质量为m1的小球以速度v1运动,撞击小球m2,相撞后m2的速度v2=v1m1/m2。小球m2相撞后的运动速度是必然的,由两小球构成的系统的结构决定,没有第二种可能存在,如果出现了其它结果,也肯定是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改变。在那种条件下,也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