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利益关系的转化

利益统一是最理想状态，又叫共赢、和谐，并有可能实现帕累脱最优。此消彼长就意味着一个人受益时，别人要受害。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做别人的牺牲品，所以这种关系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矛盾激化时就引起争斗，从而使人受到更多损害。争斗有可能引发正反馈，即恶性循环、冤冤相报，正反馈会导致突变，突变意味着大规模战争等巨大灾难。

此消彼长和同消同长这两种方式可以随条件的改变而相互转化，所以只要人们对条件作适当的改变，就有可能把此消彼长的关系转变为同消同长，实现共赢，避免争斗。人们应该尽可能寻找和创造利益共同增长的具体方式。

定理：人的利益的此消彼长和同消同长这两种关系可以随条件的改变而相互转化。

在人与人的各种矛盾中，多数矛盾都是有可能调和的，只是由于人的智力或某些其他条件限制暂时不能调和。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矛盾，实现共赢（双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标志。例如，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建一些立交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都是让此消彼长的方式转变为共同增长的方式。

定理：实现共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

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第一位的标志，正义战胜邪恶也不是第一位的标志。因为实现双赢的方法与征服、压制的方法相比，可以更大程度地增进人类的整体利益，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共赢是实现和谐的最主要方法。

二、用交换、仁爱和爱好实现共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出了个人利益原理、看不见的手和公平交易原则。其中公平交易是利益共同增长的方式。英国当时的首相称他为老师。基督教认为富人不能进天堂，中国人认为无奸不商，亚当·斯密彻底改变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自私可以实现共赢，我有钱，你才能赚我的钱，可以一起把蛋糕做大。英国用公平交易的方法征服了世界。交换是实现双赢的最重要的方法，在人类历史和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始终发挥着无比巨大的作用。

除了公平交易能让此消彼长的方式转变为共同增长的方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就是仁爱。仁爱意味着主体把他人的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奉献的同时自己也能获利。基于仁爱的奉献比被迫的奉献更可贵。孔子和耶稣看到了仁爱的这种功能，所以倾一生之力推行仁爱。但是，仁爱不能完全代替自私。仁爱也不足以维护公正，维护公正永远少不了军队、警察和监狱。

康德认为出于爱好而做好事没有道德价值（Immanuel Kant, The moral law: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Translated by H. J. Pat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69.），其实正好相反，爱好是实现利益统一的重要途径，是最应该推崇的。如果某人出于爱好做好事，这时候，他在利他的同时也在利己，可能不需要奉献，不需要舍己为人。

定理：交换、仁爱和爱好是实现双赢的重要方法。

史书上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尤其是正义与邪恶之战总是大书特书，但对于实现双赢的方法和实例往往很少注意。其实，交换、仁爱和爱好这些实现双赢的方法对人类进步的作用非常巨大，这种作用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对痛苦的体会比对欢乐的体会强烈和持久得多。双赢意味着大家得益，无人受损，于是大家都很容易忘记这些欢乐的体验。矛盾、斗争，包括战争会使很多人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长期挥之不去，就构成了史书的主要内容。虽然我们不断地回顾这些痛苦经历有利于避免其重演，但仔细考察那些实现双赢的成功经验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三、社会伦理的最主要原则

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有很多原则和目标，其中的最主要原则不应该只是博爱、奉献，而应该是三个：个人利益、博爱和共赢。增进每一个主体的个人利益不仅是伦理目标，也是一切行为和一切理论的最终目标。博爱、奉献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难做到的，所以社会应该重点提倡。基于仁爱的奉献比被迫的奉献更可贵。但博爱和奉献不是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方法，主体与他人的共赢是最理想的，是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方法，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

  定理：社会伦理的最主要原则是个人利益、博爱和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