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的此在转向集体的此在之后，海德格尔就开始用集体的此在来否定个人的此在，即他认为为了集体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海德格尔说：“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就其存在来说本质上是将来的，因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死而让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抛回其实际的此之上……他才能够在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自己本身之际，承担起本己的被抛状态，并在瞬间为‘它的时代’存在。唯有那同时为有限的本真时间性才使得命运这类事物——亦即本真的历史性——成为可能。”（[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3版:435-436.）

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选择：A、为了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进化、真善美、国家利益和其他一切先验的价值标准，包括哲学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等；B、为了进化、真善美、国家利益或其他某个价值标准可以牺牲人的利益。在这个选择面前，海德格尔先选择了A，然后又转而选择B，并最终否定A。

可以说，1933年的海德格尔与1927年的海德格尔之间发生了一次本质性的转变，他从原来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转变为进化主义了。海德格尔反对人本主义的立场在与萨特的争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萨特在其纲领性战后讲座“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中试图把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调和起来。他声称：“我们正好处于一种情形之中，在那里存在的只是人类。”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通过提出“哲学反人道主义”基本策略来作出令人不快的回应：“我们正好处于一种情形之中，在那里主要存在的是大在。”（[美]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M].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4.）

广义进化就是系统不断复杂有序化，系统规模增大是复杂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不断复杂，从家庭、氏族到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内忧外患面前，这种规模扩大和复杂化必然成为每一代人不断追求的目标，自然也会成为海德格尔追求的目标。在广义进化当中，系统的有序度也不断增大，有序度的大小以系统的功能来衡量。国家的功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功能，当一个国家政通人和，即有序度很高的时候，各项事业就会兴旺发达。这种民族共同体“聚合”的充满诱惑的辉煌当然是海德格尔梦寐以求的。

马尔库塞在谈到海德格尔的这个转向时说：“存在主义在历史上始于同西方唯理论和唯心论的一场伟大争论，以便重新确立这个思想传统中有关个体存在的历史具体性。然而，存在主义终结于对其自身起源的彻底否定；和理性作对驱使他盲目地投入到了现行政权的怀抱。在替现行政权服务和辩护过程中，存在主义背离了那个伟大的哲学，它一度被颂扬为西方思想的巅峰。”（[美]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M].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74-175.）海德格尔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卷入了纳粹运动，当上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参加了纳粹党，发表了在许多人看来是臭名昭著的就职演说。

海德格尔早就看到了纳粹对人本主义的践踏，但为了他的进化主义的理想，他宁愿忍心牺牲人本主义，只是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这种牺牲能大到什么程度。二战和文革之类悲剧的本质都是为了进化主义的理想过度地牺牲人本主义。当这种牺牲达到一定程度时，进化的理想就破灭了，进化变成了退化。

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不等于独裁政权的利益。西方政治理念中的天赋人权、民主与此在的优先地位本应是一致的，但海德格尔反对民主，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海德格尔已经完全内化了19世纪对整个传统价值的消极定论。在《存在与时间》中，他详细地论证了面对“虚无”的“本真决定”的虚无主义解决办法，那个“虚无”是人的在世之在的无底“深渊”（[美]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M].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2.），然后把民主制度在内的整个传统价值等同于虚无。同时他认为大众的意见具有非本真性，所以“在真理中断然没有公论”（[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3版: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