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经常研究心性，其中有很多可贵的观点。理分为两部分：性和道。道指客观规律。性即人性或本性，是对人的行为特征的高度概括，主要是指人追求自身利益和需要的特性。程颐讲：“性即理也”，可理解为：人的需要是客观的，具有规律性。又讲：“所谓理，性是也”，这当然不是说理只包括性，而应该理解为人的利益和需要是最重要的客观规律，人必须认识和服从这种规律，这些思想属于个人主义。仁德（个人修养）的理论属于人本主义，孟子的浩然正气说与进化主义有关。

  性虽然可以划入主体范围，但具有客观性。所以，人首先要“识心见性”，即人首先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看似容易，其实很难。“识心见性”不仅是为了认识自己，而且是寻找世界的本原。

  心可看作是人的意识。心与理不同，理是客观规律，人很难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性与心也不同。慧能认为，心是性之所寓，这样说不准确。人的需要大多外在于心，具有异己性。肚子饿、腿脚累都是大脑以外的事情，是人的客观的需要。意识只能反映这些需要及其变化，很难改变需要。欲望是需要在意识中的反映，说性是心之所寓倒是可以的。

关于性的内容，中国古人热衷于研究性善与性恶的问题。人本主义的理论当中有很多属于规范理论，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性善与性恶的问题属于实证的问题，想要说明人性本身是善还是恶，而不是想说人性应该善、如何善的问题。把性理解为人的利益和需要以后，就可以理解性的善恶了。利益是人的行为动力，因此可以说人是先天自私的，舍己为人、礼义教化是伪（荀子称人为为伪）。同时，恻隐之心也是天生的，助人的快乐也是人的需要，所以同情和帮助他人先天地符合人的本性，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人性就是善与恶的统一体。

不同的人善恶的比例不同，可以分为三品或多品。董仲舒把人性区分为所谓“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后天修养叫情，或后天性，性相近，习相远。

任何一个民族都重视伦理道德的建设。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伦理又叫伦常、礼制、教化等。道德的核心是仁，伦理的核心是义，义的核心是忠孝。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古代大一统的超稳定政治结构是世界进化史的杰作，同时它使伦理的异化程度远胜西方国家，儒学演变成巨大的吃人机器。这种异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既有推动作用，又有阻碍作用。

中国文化调和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与进化主义这三个价值标准的能力有限，于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就走进了死胡同。西方民主制度在调和三个价值标准方面实现了突破，这是西方近代文明战胜东方文明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