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说很多人是无事忙，应该回归真正的自我。但她没有说那个真正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其实，那个真正的自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名利二字，是人的各种需要，包括人的衣食住行、性生活、家庭、孩子、自尊、名誉和成就等等。强调自我的意义在于每个人的需要有侧重，有些人的需要比较特殊，所以不应该照搬别人的标准和做法。

子路的理想是治国，曾皙的理想是出世：浴乎沂，风乎五嵛，咏而归。对于曾皙的理想应该从能力和需要这两个方面来评价。从能力上来说，无欲则刚，有一个淡定、从容的心态，就容易做到礼让、宽容，遇事镇定、考虑周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子路等人强。但从需要的角度来说，无所谓谁好谁坏。如果一个人把从政只是当成自己安身立命的手段，而内心里并不真正热爱这项事业，那么他就会像一些喜剧演员一样，摆脱不了内心的惶恐和抑郁。但是也有很多人从内心里渴望从政，由衷地希望有机会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那么在他奋斗的过程中，能够融入自己全部的情感，内心会感到充实，不会有很大的惶恐，这种理想就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曾皙的理想、陶渊明的追求也不过就是为了达到内心宁静的目的而已。孔子没有当面批评子路，可能主要是这个原因。

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个人心灵的归宿是他自己的需要。所以，是入世好还是出世好没有一定之规，必须因人而异。心为形役有可能是自愿的，如果自愿那就值得。

每个人的需要的差别主要是先天的，很难改变。既然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强迫别人改变。如果有可能改变的话，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我们应该选择哪种理想呢？应该说出世与入世的理想各有利弊。入世的理想可以增进他人的利益，推动社会进步，从人本主义和进化主义的角度，社会应该鼓励入世。但入世的理想不容易实现，人会因此而痛苦。出世的理想不利于社会进步，但容易实现，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安宁和生活的幸福，符合个人主义原则。

有些名人和伟人在成功之后回顾自己的一生，会感到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例如战国时期秦国丞相吕不韦，位极人臣，名满天下，又写有《吕氏春秋》，丰功伟业举世无双，但最后被自己的儿子逼死。他的得意与痛苦来源于个人利益的两个不同标准，用进化主义的标准衡量他很成功，用个人主义的标准衡量他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