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有两种，有组织关系的人群和没有组织关系的人群。组织关系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作往往指形成非正式组织关系。所谓正式组织关系是指形成长期和系统的契约关系。

没有组织关系的人群中，人与人之间没有责权利关系，地位是平等的，每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力，没有责任和利益约束。有组织关系的人群中，人与人地位不同。在责、权、利三者当中，任意一个不同都是地位不同，都意味着形成了某种组织关系。不同包括量的不同和质的不同。

增进人的利益需要复杂系统，主要是需要社会组织，没有组织的人群效率很低。1900年北京十万义和团攻不下四百人防守的外国公使馆，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只能起破坏作用。有时候人民群众当中可以爆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但前提是问题简单，是非分明。组织效率的提高需要社会组织的进化，首先需要科学的管理方法，主要是明确的责权利关系，或叫游戏规则，其次需要先进的世界观、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第三需要英雄人物的智慧。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经常在历史上起关键作用。前面第3章3.2.2提出的广义科斯定理的推论2指出：社会组织的进化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最佳途径。

人民群众中多数人是普通人，知识、能力和修养有限，非理性的思想和情绪很容易大面积爆发，离开社会组织的约束，这些人有可能形成极大的破坏力，包括打砸抢和大屠杀。同时多数人都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良好愿望和无限热情，群氓中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智慧，但离开了科学的组织方式，这些智慧就很难发挥正面作用。

行为主体只有个人和组织，没有组织关系的人群一般不是行为主体。在组织中一个人的行为意志可以很快地变成很多人的行为意志。但是在没有组织关系的人群中很少发生这种情况。群体心理学大师莫斯科维奇说：“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也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

把谁当成行为主体是每个人自己的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在于行为的效果。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都会产生某种效果，如果你不重视就有可能危害你的利益或使你的研究产生错误。人群很难形成一致的行为意志，所以很难产生比较大的行为效果，是乌合之众，很容易对付。如果错误地把人群当成行为主体，就会产生错误的预测或使理论产生错误。马克思把阶级当成行为主体，导致了严重的错误。这些理论错误导致了土地革命、文革和苏联肃反等巨大错误。

很多统治者面对数量庞大的俘虏、持不同政见者或异族被统治者，总是难免疑虑和恐惧，于是以大屠杀的方式消除隐患。这样做不仅残忍，而且没有必要，效果适得其反。没有组织关系的人群是一盘散沙，几乎没有行为能力。即使在短时间内可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但随后的内部矛盾会很快让他们失去行为能力。所以，要统治没有组织关系的人群并不难，关键是防范人群可能出现的社会组织。

  南明政权和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之后，汉人就没有大规模的反抗了。满族以汉族几十分之一的人口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政权。西方殖民者以极少的军队在印度和东南亚维持了数百年的统治。中国历代皇帝都不允许朝廷中的党派存在。共产党历来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任何人结党都被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暴力是建立政权的唯一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大屠杀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动和愚蠢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