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的优势变异包括较大的繁殖能力和较大的生存能力，当繁殖能力基本相同时，生存能力差的生物将被淘汰。人与人之间的繁殖能力基本相同，所以，生存能力就成为关键。变异包括先天变异（即基因变异），也包括后天变异（即获得性性状变异）。人类后天变异的作用远远大于先天变异，先天变异只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起作用，例如身体强壮、灵活或天生聪明。随着文明的进步，学习的作用早已超过了这些性状。掌握更多知识的人具有更强大的生存优势，这样的人是强者。

  动物的生存优势包括躲避危害和控制环境。控制环境包括控制各种生物和生物之外的其他环境因素。对于动物来说，控制各种生物主要就是杀戮。杀戮是最主要的生存能力之一，杀戮能力强的容易生存，这就叫弱肉强食。在人类社会早期，强者对弱者的淘汰主要也是杀戮，后来变为以资源的掠夺为主。掠夺包括占有对方的劳动力、土地、金钱和性权力等资源。这些占有都是拥有权力的表现。所以对于人类来说，生存能力的大小表现为权力的大小，得到权力意味着生存能力大，失去权力意味着生存能力小。由人群的自然选择原理可知，人群的劣势变异容易被淘汰，人群的优势变异容易生存并留给后代。因此，我们作为人类的后代继承了很多争夺权力的知识和争夺权力的愿望。

  动物的杀戮本领是很有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让人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杀戮本领。于是，人控制他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从征服几个人到征服其他部落，然后建立国家，并使国家越来越大。这种超级杀戮能力是少数人或组织拥有的生存优势，拥有这种生存优势的人或组织是人类的强者。强者既可以用这些能力去杀戮，也可以用这些能力去占有他人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政治权力主要是指人或组织所拥有的以杀戮能力为终极手段的占有各种资源的能力。

当强者用这种能力去占有他人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等经济资源时，这种能力就从政治权力转变为经济权力。由于人类拥有非常强大的杀戮能力，人或组织有可能依靠这种能力占有几乎所有重要资源。所以，政治权力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

定理：政治权力可以决定所有其他权力的分配。

这个定理可以称为强权定理。政治权力也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受经济、科技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会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夸大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认为经济的作用高于政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一定能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也不一定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中国明、清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远高于欧洲，但中国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在《人类简史》中，作者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现代人盖面包店可以贷款，但古代没有人愿意为看不见的面包店贷款。如果没有面包店，店主就赚不了钱，如果不能赚钱，就不能盖面包店，于是陷入死循环。“人类就这样在这种困境中困了几千年，结果就是经济冻结，无力成长，一直到现代。”（[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299-300.）

  现代的商业信用确实让我们能跳出死循环，但过去的经济也不是不能成长，只是很慢而已。而且这种慢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几千年慢慢累积发展到近代的水平，而是跳跃式的发展。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建立以后，经济都能在一二百年中达到鼎盛，然后由于政治腐败逐渐凋敝和崩溃，改朝换代后，又逐渐达到新的鼎盛。所以，像贷款和商业信用这种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经常被政治因素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政治决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