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创新和生活节奏

经验曲线表明，不管做什么事情，在开始阶段效率都很低，成本都很高。随着经验的积累，效率逐渐提高，成本逐渐降低。成本降低的速度在开始时最快，后来逐渐变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因为在开始阶段需要创新，后来创新的成分越来越少，重复的成分越来越多，所以效率逐渐提高。开始阶段成本高，说明每个人都善于重复，而不善于创新。

  物以稀为贵，重复的成本低，价值也低；创新成本高，价值也高。对不同的人而言，创新的成本不同。对于大多数人很高，对有些人来说，成本不是太高，甚至很低。所以这些人的创新收益高，他们乐于以创新为业。创新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高，他们很容易成为名人，在国家、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大部分是这种人。

  唐朝的科举有明经科和进士科。你对古代经典很了解就可以考取明经科，而进士要考诗词歌赋，也就是要考你的创新才能。唐朝有句话：二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白居易27岁考取进士，在他那批人里是最年轻的，属于创新成本低的人。

  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观念，认为现代生活就是快节奏，将来生活节奏会越来越快。但后来生活节奏并没有继续加快，这种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快节奏不是意味着高效率吗？为什么它不是现代生活的特点？原因在于实现高效率的关键是创新，快节奏不仅不能促进创新，而且还会阻碍甚至扼杀创新，创新大多是在人们身心放松的状态下实现的。所以现代生活的特点不应该是快节奏，现代生活的节奏应该越来越能满足人的身心需要和创新的需要。

  胡皓在《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社会发展的模式，这些模式基本正确，但他没有指出如何形成那些正反馈和负反馈结构。这需要靠创新，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创新。

2 民族的脊梁

  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民族的脊梁？一个农民一生都用传统的耕作方法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种粮食，可能他有顽强的毅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懈地耕耘，养活了一家老小。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呢？不是，因为他不善于创新，也不能造福大众。有两种人可称为民族的脊梁，一种是擅于创新的人，另一种是造福大众的人。

  我们提到民族的脊梁，就会想到屈原、岳飞、王安石、周恩来等人。他们不仅有顽强的毅力，高尚的品德，而且有很多创新，他们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解决很多难题。政治家站在风口浪尖上，不创新就无法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所以政治家创新的能力丝毫不亚于科学家。在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伟人也都是民族的脊梁。过去认为劳动最光荣，这种观念应该改变为创新最光荣。过去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应该改变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创新者和劳动者。

  很多历史教材上只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把统治阶级说成是寄生的、腐朽的阶级。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统治阶级的确有寄生、腐朽的一面，但也有进步的一面，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大量创新，统治阶级的地位给他们提供了创新的条件，这些创新是构建、完善社会系统的主要内容，对社会进化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屈原、岳飞等人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我们把他们称为民族的脊梁。

  普通老百姓是不是没有创新呢？当然不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如治大国，做菜也需要创新。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创新对于社会的进化作用总要小些。

  而且，统治阶级是一个开放的阶级，统治阶级制定了科举制度和举荐贤才等制度，这样就使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不断地加入统治阶级的行列。所以在否定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的时候，也会同时否定被统治阶级。

  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地位问题上，过去同样有一些片面的观点。资产阶级在企业的管理上有很多创新，这些创新也是构建、完善社会系统的主要内容。所以，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有合理的一面。而且资产阶级也是开放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中有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资产阶级。

  现在人们都认识到，现代社会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杰出人才的竞争。未来社会中，国与国的竞争、企业的竞争、科技的竞争都主要依靠杰出人才。其实古代也是一样，秦灭六国是因为秦国七代国君全都重视人才，商鞅、张仪、李斯等外来的杰出人才使秦国从一个小国变成华夏主宰。六国灭亡都是因为不重视人才，不但不引进人才，也不选拔、尊重自己的人才，甚至还不断地迫害人才，造成高端人才流失，其他错误都是不重视人才的结果，君主昏庸的主要表现也是不重视人才。如果能有一个国家像秦国那样重视人才，那么秦国就很难统一六国。其他各个朝代以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中，人才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意义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出来。

为什么人才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类社会的进化速度主要取决于意识创新和有序化的速度。

定义：人才就是善于创新和善于使意识有序化的人。

  在人才的头脑中，能产生很多备选方案；而在一般人的头脑中备选方案少得多，一旦被否定就没有进化的可能了。人才不但善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