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摩尔在《谜米机器》中用了很大篇幅与社会生物学争论，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取胜的工作。社会生物学认为，现代人类的所有特征都是基因决定的，谜米只是基因的表现。谜米就像一条狗，基因是皮带，谜米被牢牢地拴在这条皮带上。

  道金斯认为，谜米的传播以追求它们的自身利益为原则，而与基因的利益不发生关系，但这一观点得不到多数同事的认可，着实令他头痛不已。道金斯抱怨说，关于人类行为的诸多问题，“分析到最后，他们总是要追溯到（这些行为对人类而言所具有的）生物学意义”，并从这个意义的分析中寻求答案。（[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M].高申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1）

社会生物学和《谜米机器》都承认谜米会受基因的影响，争论的焦点在于谜米的学说是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谜米学说要想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就必须能够解释那些基因学说解释不了的问题。

  我认为，要驳倒社会生物学根本不是问题。如果只把目光限制在性、艺术和权力等问题上，的确很难取胜，社会生物学在对很多社会现象的研究中，确实找到了与基因的联系。但只要我们想想科学技术，想想建筑、桥梁、工厂等复杂的文明成就，就会得出结论，人类文明根本无法用基因的学说来解释，基因相同的情况下，文明可以完全不同。

  教育的作用是驳斥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有力证据。一对双胞胎，出生后各方面发育情况都基本相同，但如果接受不同的教育，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尤其是现代的儿童早期教育理论认为，儿童在12岁之前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和接受教育的敏感期，这个时期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决定孩子的各方面发展。每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都是天才，但多数天才都被埋没了。教育只能传递谜米，不可能传递基因，教育决定人生说明基因不能拴住谜米。

  就连动物都有学习的敏感期，小鸭子在出生后如果不是先见到妈妈，而是见到人，它们会一直跟着人走，就像跟着妈妈一样。过去认为由基因传递的一些性状其实是由模仿传递的。实验说明，刚出生的小鼠见到猫毫无恐惧，会与猫玩耍很久；没有见过火的藏獒对火也毫无恐惧。

  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的普及程度会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在普及教育的前后，基因不可能发生明显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却可能发生明显变化。社会政策也会严重影响社会发展。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中国，1949年后共产党统治中国，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完全是政治引起的，与基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艺术、体育等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也会很大，也可以与基因毫无关系。

  问题在于，模仿是获得性性状的遗传，是与基因遗传完全不同的遗传。即使是被拴在狗皮带上，也不影响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事物存在的意义。DNA能够承载的信息有限，获得性性状的遗传摆脱了DNA的这种有限性。DNA的变异速度很慢，获得性性状的变异速度要快得多。所以，获得性性状虽然与基因遗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是无可代替的、崭新的遗传方式，只有它能带来人类文明，基因遗传不可能带来人类文明。一旦谜米摆脱了狗皮带，就可以奔向无限广阔的世界。现在的人类社会无论从范围、生活质量、文明多样性等任何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动物世界，将来的发展更是不可限量。

  “狗皮带”的另一个含义是，所有的谜米都是为传播基因服务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这其实与人本主义是一回事。人的基因的利益就是人的利益，把维护基因的利益作为原则就是把人的利益作为原则。布莱克摩尔反对“狗皮带”说，认为谜米传播的可以只是自己，可以不是基因。谜米代表比动物高级的人类文化的进化，谜米的利益代表进化的需要。所以，布莱克摩尔的观点是进化主义。我同意“狗皮带”说，是因为至今为止，人本主义和进化主义一直是统一的，只有个别相反的例子。例如“丁克”家庭（放弃生育），但这种文化很可能衰亡，人口多的国家越来越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未来人本主义与进化主义会矛盾，所以，布莱克摩尔是正确的。

  人类的道德基本是违背基因利益的。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善，即利他。动物都不赡养父母，人类赡养父母的道德原则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基因的传播，为了长辈需要牺牲晚辈的利益，饥荒时带着长辈逃荒等于自杀。但提倡孝道有利于社会和谐，可促进晚辈的利益。人类对性有很多限制，例如，用法律的手段实施一夫一妻制，计划生育，这些限制都不利于基因的传播。为了赚钱的收藏古代家具、玉器等还与基因有关，出于爱好的收藏则与基因的利益无关。艺术也与基因的利益无关，艺术的美对基因的传播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