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达尔文生物学观点的另外一种社会解读是所谓优生学，该理论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展起来。高尔顿认为，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高尔顿认为，诸如社会福利和疯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允许“劣等”人生存并且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了社会中的“优等”人，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纠正的话，社会将被“劣等”人所充斥。达尔文带着兴趣阅读了他的文章，并且在《人类起源》中用了部分章节来讨论高尔顿的理论。不过无论是达尔文还是高尔顿，都没有主张在20世纪上半叶得以实行的优生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制。

人道主义思想有长久的历史，在民主制度盛行之后，人道主义在很多国家成为正统的社会意识形态。民主制度最容易纠正政府的重大错误，因此在国家之间的争斗中，民主国家能最终战胜独裁国家。民主国家的胜利推动了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普及，同时民主制度推进了平等的观念，而平等的观念又推动了人道主义的思想。民主、平等和人道主义思想决不仅仅是仁慈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必然结果，因此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在优生的问题上，高尔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社会福利和疯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允许“劣等”人生存并且有可能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社会中的“优等”人，人道主义有可能阻碍社会的进步。但是，高尔顿没有看到，如果我们抛弃人道主义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人道主义意味着对每一个人的关照，在民主社会里，老百姓不会投票反对人道主义，要想抛弃人道主义必须首先抛弃民主。而抛弃民主意味着削弱政府的效率和国家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