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有灵魂：植物有营养灵魂，动物有感觉灵魂，而只有人类才有理性灵魂。在西方度过了蒙昧的中世纪，重新发现古希腊的经典著作之后，亚里士多德对生命的看法，就像他的其他教导一样被奉为真理。

到了17世纪，才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挑战亚里士多德的教导。笛卡尔的挑战，表面上看来乃是出于神学的理由：灵魂是不灭的，如果动植物也有灵魂，意味着它们在死后也将上天堂，而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笛卡尔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而其他生物是没有灵魂的。那么，生物是什么呢？笛卡尔认为是自动运转的机器。笛卡尔的机械主义风靡一时，并且在无神论兴起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当时的无神论者看来，既然并不存在不灭的灵魂，人和动物也就没有本质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也是机器。这种极端的机械主义在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1749年出版《人是机器》一书时达到了顶峰。

  在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机械主义便被更为精致的物理主义所取代。生命不再被当成简单的机械运动，而是更为复杂的物理过程，特别是动力学、热力学和电磁学反应过程。物理主义者相信，用生物体内的原子运动、力的相互作用和能量变化可以解释一切生命现象。

  生理学家们较多地受到机械主义、物理主义的影响，而对于那些亲身观察、感受到生物世界奇特性的博物学家来说，将生命和非生命混为一谈，是难以忍受的。在《人是机器》一书发表的第二年，在伦敦就有人匿名发表了《人不是机器》与之针锋相对。起初，这种对抗只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随着物理主义者对生物学的研究在19世纪开花结果，博物学家们也被迫去寻找一种具有科学意义的观念，这样，就有了所谓活力主义。认为生命当中存在一种特殊的不遵循物理定律的力，被称为活力。更有人认为，生物具有灵力、意志力。许多活力主义者同时也是目的论者，相信生命是为了某种确定的目的而存在。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创立和发展，活力主义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以前被认为存在活力的神秘现象，逐渐地都可以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用物理、化学的反应加以解释，活力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最终被证实和广泛接受，也终结了与活力主义息息相关的目的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活力主义已在生物学家们当中失去市场之后，却有一批物理学家试图复活活力主义，包括伟大的物理学家波尔和薛定谔。他们认为在生物体中存在着特殊的未知的物理定律，只在生物体中起作用。（方舟子.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46-148.）

其实，由于过去科学家们一直没有找到生命的本质，所以波尔和薛定谔犯这样的错误也不足为怪。这提示我们，要根除生命科学领域的目的论，必须彻底贯彻幸存的思想。不仅要像达尔文那样在生物进化理论上贯彻幸存的思想，还要在生物起源理论上贯彻幸存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