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系统的进化的前提是复杂系统能够幸存，幸存依靠复制带来的数量增长，所以复制是复杂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DNA本来是生命物质，后来出现了以蛋白质为代表的表型系统，由于表型可以更复杂，于是DNA就似乎只能作为为表型服务的符号系统而存在了。表型系统的每一步进化都必须依靠符号的扩展。

人类文明能够依靠文字遗传，意味着能够被复制的内容的扩展。虽然文字与DNA不同，文字是纯粹的符号，但文字与DNA的符号功能基本相同。同时文明的每一步进化也都必须依靠文字的扩展，包括文字的数量和有序度的扩展。生物性状不能依靠逆转录变成DNA，而文明可以依靠逆转录变成文字，所以，文字的扩展速度比DNA快。这是人类文明进化加速的关键原因。

虽然文字使能够符号化的内容极大地增长了，文字的符号化速度比DNA快，但还有符号化更快的符号，那就是音像。用录音机、照相机或录像机可以很快收集制成大量符号，而且很多情况下其中包含的信息往往大大超过文字。过去人们生活中的多数故事和思想都不能被记录下来，现在能被记录的东西大大增加了。

任何有利于制作符号（谜米工程）的手段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多文字无法记录或无法准确记录的东西，录音机、照相机和录像机可以记录，使谜米工程的范围扩大了，而且速度加快了。录音机、照相机和录像机是重要的谜米工程工具。谜米工程的加速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工具之外，谜米工程还需要制度的保障。档案制度是最主要的谜米工程制度，它强制性地要求人们保存各种符号，使人们重视符号的保存工作，防止由于疏忽和有意破坏导致符号的灭失，让人们像爱护自己的身体和基因一样爱护人类的文化基因。

教育不是谜米工程，而是文化基因的转录工程，是从符号到意识的工程，相当于从DNA 到RNA。教育包括学期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培训、科普工作和专家咨询等。文化基因的转录工程还有各种舆论宣传、新闻报道、文化艺术的演出播放等。这些文化基因的转录工程与谜米工程合在一起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基本是从意识到文明的翻译过程。谜米工程的加速对文化基因的转录速度和翻译速度的加快都有重要影响，例如，教师需要好的教材，导演需要好的剧本，工程师需要高质量的图纸等。

文明的逆转录（即创造文化基因）的成果可能与文明相同，也可能与文明不同。不同的原因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有意的。有意制造不同就是创新，创新有成功和失败，无意制造的不同大部分是错误，但有时会歪打正着。生物基因的成功变异都是歪打正着。

人类文化遗传的中心是文化基因或者说是广义DNA，但人类文化变异的中心不是广义DNA，而是广义RNA，即意识。广义RNA变异之后，通过逆转录产生广义DNA的变异。

定理：人类文化遗传的中心是广义DNA（文化基因），人类文化变异的中心是广义RNA（意识）。

生物很少有逆转录，生物的变异来自于基因突变。不适当的基因突变和不正确的转录、翻译都会使生物被淘汰，只有当变异是成功的，转录和翻译也没有问题时，生物才能出现新的性状。

  文明本身可以变异，它的成功可以不取决于谜米（文化基因，文字符号）。但这种成功是短时的，长期的成功必须逆转录为谜米，然后复制、转录和翻译，其他人才能长期重复这种成功，个人的成功才能转变为人类的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多了一个环节，而且每个环节都可能出错误。尤其是逆转录最难，多数人类文明都是因为没有被逆转录或逆转录的错误而灭绝的。例如，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在古书上的记载过于简略而失传了。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可能把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记录下来。但从古至今，人类记录的内容一直在增加，不仅总量在增加，记录的速度也在增加。

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所指是物质对象，其实符号所记录的都是意识。有些意识与物质相同，有些意识与物质不同。皮尔斯认为，有的符号可以跳过对象（例如艺术符号）。有的符号可以创造对象（而不是如索绪尔说的替代已经存在的对象，例如设计符号）。这个问题在索绪尔那里无法解决。因为不少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认为艺术意义的本质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巴尔特说，文学是“在比赛中击败所指，击败规律，击败父亲”；科尔迪说，艺术是“有预谋地杀害所指”。（[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M].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7.）但皮尔斯等符号学家既没有正确说明符号与意识的关系，也没有把符号的创新理论发展成广义进化和文化基因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