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哲学与宗教的渊源

由于每个人都需要信仰，而科学有很多缺陷和自相矛盾，给人的信仰不够强大，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于是很多人相信宗教，甚至相信邪教。2020年联合国统计，全球人口76亿，信教人数60亿。

自古以来，哲学与宗教信仰就有密切的关系。道家思想成为道教的思想基础，在佛教经典中有很多哲学思辨。哲学与宗教信仰有这样的密切联系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哲学和宗教都企图向人们提供整体的世界观和信仰。但是古人对于哲学的研究很粗浅，所以无法把握理性与非理性的界线，很容易把哲学和宗教混淆起来。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理性的精神和理性的思想方法逐渐完善，哲学与宗教的界线已经非常清晰了。所以哲学和宗教不会再混淆在一起，哲学完全可以提供理性的世界观和理性的信仰。

宗教的很多基本教条是欺骗，而且这些欺骗的内容都不准怀疑。例如，基督教当中上帝是否存在，天堂和地狱是否存在等问题都是不准怀疑的，每个信徒都必须相信。所以宗教的基本教义是非理性的。

宗教当中也有很多理性的成分，但由于非理性的教义是所有宗教理论的基础，所以这些理性的部分也摆脱不了非理性的色彩。人类需要理性，要想得到彻底的理性，就必须彻底摆脱宗教。在研究哲学和科学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掺杂宗教的成分。科学和哲学都是理性思想构成的系统，科学和哲学中残存任何宗教迷信的成分都是理论不成熟的表现。当然人类在很多时候也需要非理性，宗教和艺术都是非理性的，都可以满足人的某些需要。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自我欺骗，人们相信宗教往往是不得已。理性的信仰都不够争气，对很多问题无法解释，仅有的解释往往不能自圆其说，所以不能完全代替宗教。将来理性的信仰如果能走向完善的话，信仰宗教的人数就会减少。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关系，每当世俗理论大发展的时候，宗教势力就会衰落。而当世俗理论陷入混乱的时候，宗教就会势力大涨。例如，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大发展，基督教就衰落了。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都对宗教在政府、学校和媒体的传播制定了严格的限制。中国古代儒学鼎盛，所以中国古代的宗教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不像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宗教那样享有世俗权力。

2.龙泉寺

宗教不仅缺少理性，而且还有很多人打着宗教的名义招摇撞骗，谋取私利。历史上利用宗教名义发动的战争不计其数。多数信教人士都很善良，但宗教本身教义的非理性可以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2018年8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诚的两个同门师兄弟释贤佳、释贤启发表了一篇几十万字的情况汇报，举报释学诚长期性侵女弟子，龙泉寺巨额资金也去向不明。释贤启称释学诚“是个穿着僧袍的邪魔”。至少三位比丘尼因为被释学诚性侵而精神崩溃，有一位可能因此自杀。

释学诚用不正当手段胁迫女孩出家。没收身份证和银行卡，看似自由却连囚犯都不如。不允许家人与她们联系。他给女孩洗脑，散布谣言。每一个房间，每一张桌子，包括房梁上面都摆放着释学诚的照片，她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照片学习、工作，膜拜释学诚。这样一个邪魔可以让很多女博士痴迷。被洗脑后的女博士都说自己是自愿出家，派出所也没法管。

2018年8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关于对举报学诚和北京龙泉寺有关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其中说道，举报材料中反映学诚发送骚扰信息问题，经查属实，涉嫌违反佛教戒律，已责成中国佛教协会按照佛教教义教规和《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严肃处理。

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和神话，利用制造、散发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很多邪教组织疯狂敛财，让信徒变卖家产，奉献给神，或者为神打工。如果信徒有怀疑和抗拒行为，就会遭到训斥、惩罚和毒打。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市一麦当劳餐厅内，邪教信徒张某等6人向一位姓吴的女子索要电话号码被拒绝，竟然当场将这名女子殴打致死。国内有很多民间机构利用人们的精神空虚，打着灵修培训的名义大搞淫乱，很多富人愿意出高价参与其中。1980－90年代，气功和特异功能在国内风行。很多所谓“大师”打着科学的名义到处演讲、开班，信徒众多。经过司马南等人几十年的艰苦斗争，这些伪科学的气焰才被打下去。

3.桓谭王充反宗教

历史上成熟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都反对宗教。相对而言唯心主义与宗教迷信比较接近，唯物主义者则比较坚定地反对宗教迷信。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科学逐渐战胜了宗教，科学成为强大的世俗信仰，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明确严格地限制宗教组织的权力。中国早在汉朝就有著名的思想家桓谭和王充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迷信。

桓谭在《新论·言体》中说：历史上的王莽、楚灵王等人“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迷信不可谓不笃诚，最后却落得个国破身亡的悲惨结局。他在《新论·谴非》中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桓谭屡次向汉光武帝上书，极言谶纬之害。他认为，人的精神附着在形体上，正如火焰依附在蜡烛上。蜡烛烧完了，火焰自然熄灭，不可能在虚空里燃烧。桓谭还反对修真之士提倡的通过断灭情欲来养生的偏激主张。

王充在《论衡》中尖锐地揭示了当时文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弊端——“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