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生物都已经死亡了，现有的生物个体也早晚要死亡。人体的每一项功能的产生都是为了抗拒自身结构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从来没有间断过。

生物生存的第一个本领是自复制，因为每一个生物体生存的概率都很小，自复制使生物个体产生指数增长以后，就使这种结构的生存概率增大。但是生物依靠自复制这种本领并不能提高每一个生物个体的生存概率，大多数物种的死亡率都很高，尤其是低级生物。生物的进化使生物产生出很多功能，这些功能当中大部分都有利于降低生物的死亡率。但死亡率不可能降到零，最高级的生物——人的死亡率也没有达到零，而且在有些国家还很高。

除了死亡这种对个体的完全破坏之外，还有局部破坏，局部破坏意味着痛苦。人的局部不仅包括身体的局部，还包括人的劳动产品——各种工具、人造环境、社会组织（家庭、企业、政党等）。人类创造文明首先是为了减少对人的彻底破坏，其次是为了减少对人的部分破坏，即减少人的痛苦。但痛苦的减少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还没有进入人们心中的极乐世界。

人的痛苦的数量与对人的破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极小的破坏和极大的破坏可能引起相同的痛苦，因为痛苦的大小不仅是破坏程度的函数，也是其他一些变量的函数，例如性格、观念、个人经历等。为了尽早发现和排除威胁，人类进化出这样一种特性：对痛苦比对快乐更敏感。所以即使痛苦与快乐在客观上相等，在主观上人还是感觉痛苦多。如果股市暴涨暴跌相同的幅度，那么大家都会叫苦，几乎没有人为暴涨叫好。

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神经学家乔治·科布认为，大脑通过两种方式对快乐加以限制：第一种方式是多巴胺、阿片样肽等与情绪有关的化学物质的简单消耗。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大脑应激系统。根据科布的模式，快乐的体验刺激应激系统，使与紧张有关的化学物质得以释放并反馈回来，从而限制快乐的量。这种严密的调节产生他所谓的“享乐设定值”，即你的快乐基线。快乐似乎被重叠在一条你总是要回去重新开始的基线上。这是进化的结果，进化使人不可能有永久的快乐。另一个坏消息就是不快乐是没有限度的。与快乐的刺激不同，不快乐的刺激可能是经常存在的。只要危险或痛苦的根源不消除，不快乐就挥之不去。只有快乐是短暂即逝的。（杨汝生等.生命之谜[M].实事出版社,2006:53-54.）

人的感觉和全部的意识都不是为了快乐而产生的，因为欢乐过度会使人丧失警惕，丧失奋斗的动力。人的感觉和全部的意识都是为了抗拒死亡和消除痛苦而产生的，体验痛苦是抗拒死亡的必要条件。同时大家都知道，体验痛苦是产生欢乐的必要条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痛苦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没有人能永远摆脱痛苦，没有痛苦就不会有人类的进化和文化。人体和文化的每一项功能都是为了抗拒痛苦。

叔本华说：“一切欲求的基础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的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象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美]布莱恩·雷诺.福柯十讲[M].韩泰伦编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20-21.）

在战争年代的生命危险、物质贫乏和残酷的社会斗争中，人们充满理想和奋斗的渴望，激情澎湃，从来不会感觉无聊。而胜利之后，生活舒适了反而会失去目标，感觉无聊，年轻人走向颓废。叔本华并不象有些人批评的那样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富二代、官二代从来都是颓废的代名词。周星驰的电影一直都在反映丑小鸭的奋斗史。“9·11”事件发生之后，社会正义感让美国人空前团结，而随着两场反恐战争的胜利，基地组织基本被消灭，美国社会重新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