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化的过程中至少有六次进化速度的飞跃，飞跃的原因是三次学习的革命和三次创新的革命。进化速度的第一次飞跃是生命的产生，在非生物基础上产生了自复制功能。复制是一种广义的学习，复制功能的产生可以称为学习的第一次革命。非生物的复杂化不能累积，复杂物质很难产生，很容易被破坏，复杂化的成果经常灭绝，使复杂化的速度极其缓慢。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如果每一次都从头开始，进化成果不能累积，那么有多少正反馈和突变都无济于事。原始地球上自复制的功能产生以后，复杂化的成果虽然还是很难产生，但不容易被破坏，这使复杂化的成果可以幸存。幸存是累积的前提，这种累积可以造就新的正反馈，进化的速度就出现了飞跃。
第二次飞跃是出现生物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变异速度远远大于基因变异，可称为第一次创新方式的革命。这种变异还属于狭义进化。神经系统的变异有两种，一种是基因决定的变异，可称为神经系统的先天变异，先天变异还属于基因变异的范畴。另一种不是基因决定的变异，可称为神经系统的后天变异。第二次飞跃是指神经系统的后天变异，包括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的建立。
第三次飞跃是模仿功能的出现和增强导致了人类的出现。高级动物已经进化出一些模仿能力，随着神经系统能力的增强，模仿能力也增强，这是学习的第二次革命。模仿使获得性性状能够遗传，于是模仿能力极大地推动了神经系统的进化。这样形成的正反馈导致神经系统和模仿能力高度发达的人类的诞生。
第四次飞跃是文字的产生，文字比语言稳定得多，这使神经系统的变异能够稳定地遗传，狭义进化发展为广义进化，这是学习的第三次革命。狭义遗传导致了进化速度的飞跃，广义遗传也能导致进化速度的飞跃，导致飞跃的原因完全相同，都是由于变异的结果能够幸存，进化的成果能够累积。另外，生物DNA向RNA的转录不能逆转，这是生物的中心法则，但文化基因不能自发变异，文化基因的变异依靠意识的逆转录。神经系统变异的速度远远大于基因变异的速度，这使文化基因的变异速度远远大于生物基因的变异速度。
第五次飞跃是逻辑的产生和运用，这使文化的变异从自发的变成自觉的，这是创新方式的第二次革命。感性思维是神经系统自发的变异，这种变异的速度虽然比基因变异快，但仍然是有限的。逻辑思维是固定模式的重复，这种固定模式可以带来创新，使创新成功率大大提高。所以逻辑思维为文化进化的速度带来了无限提高的可能。
当逻辑应用到计算机上以后，计算机的速度使逻辑思维的优越性充分体现，这是创新方式的第三次革命。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将创造世界进化的第六次飞跃。
丹尼特(Dennet)于1995年提出一个比喻——生殖与检验之塔(tower of generate and test)。这是一个想象的塔，在这个塔中，每上升一层就代表着一类新的物种的产生，而且，越往上的层级的物种，其进化程度越高，能够越快、越有效地适应它们的生存环境。生存于丹尼特塔的底层生物被称为“达尔文式的生物(Darwinian creatures)”，第二层被称为“斯金纳式的生物(Skinnerian creatures)”，第三层上的生物被称为“波普尔式的生物(Popperian creatures)”（[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M].高申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08 -209.）。
错误行为必然给主体造成损失，但“达尔文式的生物”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减少损失，它们的行为是由基因固定下来的。要想改变错误行为，首先要能够判断哪些行为是错误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即哪些行为与损失相关。“斯金纳式的生物”具有学习能力，在选择过程中被淘汰的是它们错误地执行了的行为，而不是整个生命。对行为与利益的关系的认识是一种条件反射，“斯金纳式的生物”具有建立条件反射的能力。条件反射的基础是联想，只有当生物具有神经系统，且神经系统发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才会具有联想和条件反射的能力，所以“斯金纳式的生物”的学习能力是神经系统发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神经系统的出现是世界进化的第二次飞跃。
“波普尔式的生物”进化速度更快，因为这种生物能够在它们的头脑中预先想象出它们将要执行的行为的结果，能够在想象中做出种种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为的方案的假设，并同样在想象中思考每一个假设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怎样；如果某一个行为方案的假设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情景，那么就放弃这个假设（该假设的死亡）（[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M].高申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09-210.）。“斯金纳式的生物”能够建立条件反射，建立条件反射的过程是改变神经系统的结构。这种生物并不能理性地知道哪些行为是错误的。“波普尔式的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设计不同的方案，然后预测和选择是一种逻辑思维。所以这种生物的产生属于第五次飞跃。
布莱克摩尔对“波普尔式的生物”的特征的描述已经很细致了，但从理论上说还不够深入。丹尼特搭描述了进化的三次飞跃，但没有提到另外三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