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朝著名谋士张良的一生可谓出神入化,被后人称道几千年。据说他成功的秘诀来自于一本奇书。张良谋杀秦始皇失败之后,走投无路。有一天路过一座小桥,桥边有一位老者故意把鞋丢到桥下,让张良去捡。张良很吃惊,但看他是位老者,就把鞋从桥下捡起来。老者说:“给我穿上。”张良就恭敬地把鞋给老者穿上。老者起身就走,连句谢谢都没说。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对张良说:“五天以后天亮时在这里等我。”
张良眼前一亮,看来是遇到高人了。五天以后早早起来,赶到桥上,看见老者已经到了。老者见到张良,很不高兴地说:“年轻人与老人约会怎么能迟到呢?五天以后早点来。”五天以后天不亮,张良就来到桥边,没想到老者又比他来得早。又过五天张良不睡觉了,想在桥边等一宿。等到半夜老者就来了。看见张良,大笑:“好小子,我果然没看错你。”然后从怀里拿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说:“你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之师了。”说完,拂袖而去。
这位老者就是黄石公,这本书的名子据说叫《太公兵法》,真正的名子叫《素书》。张良得到此书,如获至宝,日夜研读。后来按照书中的韬略辅佐刘邦打败项羽,建立帝业。然后又按照书中的韬略铲除吕后党羽,辅佐后世帝王坐稳江山。最后功成身退,免去血光之灾。
张良的每一个计谋都如神来之笔,对政治、军事以及人生、事态的领悟都深入透彻。除了诸葛亮这种小说里的人物之外,从古至今,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一本书成为张良人生的转折点,从一个只会搞暗杀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经天纬地、纵横四海的国家栋梁。由此可见,这本书有多么神奇。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用简洁的语言讲出了很多哲理。
唐僧取经历经重重磨难,有孙悟空和众多神仙的护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几本书。神仙护佑其实是反映了老百姓对这些书的期待。书里的内容都是抽象的道理,老百姓期待什么?当然是期待这些道理有用,能消除人间的苦难。哲学之所以被人们景仰,在学科排名中高居首位,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哲学简单有用,因为哲学最抽象。哲学的作用不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而是用最抽象的语言重建世界。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是科学的任务,不是哲学的任务。
科学理论改变了人类文明,科学的发展让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走向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科学理论都是一些抽象的道理。科学虽然能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但科学的内容太繁琐复杂,不太抽象,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好用。因此科学的各个学科在学科排名上始终排在哲学后面,地位不如哲学。地位的高低是由价值决定的,不是由真实与否决定的。
每个人的劳动都可以对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但是贡献的大小可能相差很多,还有战争或文革那样的政治事件能让很多人的劳动付诸东流。所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什么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呢?
历史上的大事件往往取决于英雄人物的决策,抽象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些决策产生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能够解释历史,才能预见未来。所以理论的价值就是预测历史的发展,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让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们不能只知道具体的鸡好吃,不知道抽象的鸡有用。为什么抽象的理论能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抽象的理论让人看到很多事物的共性和规律。于是人们就对抽象的理论产生了一种偏好,认为理论越抽象越好。
哲学过于抽象,往往不能对人的实践给予多少有效的指导,但由于人们已经对抽象的理论产生了偏好,而且这种偏好已经变成了信仰,所以人们都认为哲学一定是最好最有用的理论,哲学一定能让人豁然开朗,一定能给人一双最明亮的慧眼。
认识过程中的抽象是关注事物的某些属性,把其他属性排除掉。体育比赛的规则与此类似,在一个摔跤场上只有一个重量级别的运动员,不属于这个级别的运动员被排除在外。所以体育比赛的这种规则可以看作是一种抽象。如果没有这种抽象比赛就不公平,所以这种抽象的办法很有用。在科学实验中对实验条件的规定也是一种抽象,在生产生活当中经常有这种抽象。
《几何原本》用五条公理推出全部十三卷几何学定理,这些公理是高度抽象的逻辑构造。抽象的逻辑构造的功能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这些逻辑构造能让事情极大地简单化,它们可以作为复杂事物的共性和规律。抽象的共性和规律能极大地提高效率,你学五年的东西我一天就学会了,这多好。共性和规律能解决众多难题,极大地减少人的痛苦,带来极大的利益。
表述抽象的共性和规律的逻辑构造是全部人类文明的基础,是人类文化当中最有序的内容。所以人们总是把追求抽象的共性和规律当成最重要的任务,当成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
有一个饲养员训练猴子,用桶里的水灭火,从小河里取水饮用。后来河对岸着火了,猴子只会一次次过小桥到河这边的桶里取水灭火,不知道就近从小河里取水灭火。从桶里取水灭火是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一个方案只能解决一个问题。猴子不知道所有的水都能灭火,也就是说它不知道水的共性。知道了共性和规律就不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能解决一类问题,抽象的共性和规律与具体的解决方案相比,适用范围更大,价值更大。
哲学家想做的事情,简单说就是寻找所有事物的共性和规律。寻找共性和规律这件事有时无所谓,有时很要命。例如,皇帝一道圣旨,几万颗人头落地。张三临刑前可以说:“我倒霉是因为我昨天说了句不吉利的话。”李四说:“我什么也没说呀,我为什么倒霉?”显然“说不吉利的话”不是这么多人被杀的共性,皇帝那道圣旨才是共性。
寻找共性往往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衣食住行,再加上李泽厚说的性、健、寿、娱,都是人的利益。小到柴米油盐,大到社稷兴亡,都与共性和规律有关。找到了共性和规律就可能获得利益,找不到共性和规律随时可能遭殃。科学的每一个学科都只想寻找一部分事物的共性和规律,而哲学企图寻找所有事物的共性和规律。
哲学是理性的,日常的很多观念是非理性的。平常很多人说的观点往往是错误的。例如,物极必反,很多事物的发展不会反。人类进化不会返回到原始社会,虽然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进化发展的。现在西方很多高层人士经常说:“The only certain is uncertain.(唯一能确定的东西是不确定)”这话显然是错误的,很多东西都是确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很多基本规律还是有效的。保护环境是大家的共同目标;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相尊重的原则没变,谁搞霸权主义就会受到惩罚。元朝文学家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真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必要奋斗了,没必要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我们追求伟大复兴,是为了百姓不再受苦。
理论的作用就是提供确定性,好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了追求这种确定性,哲学家总是追求逻辑统一,逻辑统一是理性的表现。为了追求逻辑统一,哲学家总是不断地反思,排除各种矛盾,寻找实现逻辑统一的新途径。说“唯一能确定的东西是不确定”,是因为很多过去的理论失败了,现在又没人能提出有说服力的新理论。以后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认识是假象,于是哲学家就要追问是否所有的认识都是假象。一般人往往满足于“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样的观念,而彻底的哲学理论试图搞清楚我们的认识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哲学是抽象的,抽象的作用是简单化。人又笨又懒,所以这种简单化很重要。人越聪明,哲学的作用就越小。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于是哲学变成了万用之外的理论,20世纪的哲学成果比19世纪之前少得多。要找到所有事物的共性谈何容易,哲学发展一直像老牛拉破车,与科学的突飞猛进形成强烈对比。但人们一直把哲学看得很神圣,一直说哲学是王冠上的明珠。就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个愿望,总希望用很少的理论就能认识整个世界。
哲学的功能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提供整体的世界观,第二,提供理性的信仰,第三,提供最根本的价值标准,第四,提供真理的最终标准。
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最大,所以形而上的世界观是最全面的世界观。任何一种形而下的世界观都是不全面的。广义进化的历史观在形而下的世界观当中是最全面的,但与形而上的世界观相比,它仍然不够全面。广义进化的历史观把宇宙从大爆炸到未来的整个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描述了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但是在每个阶段当中都有很多维度的进化过程是它无法描述的。因为哲学能提供最全面的世界观,因此可以在此之上形成最理性的信仰。
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追究终极。终极就是本原、本体,是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寻找终极是为了以一个或一组公理为起点建立一个演绎的理论体系,从而能够解释一切现象,解决一切问题。
但客观世界太复杂,不可能建立一个完整的演绎理论体系解决一切问题,要解决问题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问题的终极不可能找到,也没有必要找到。但解释世界的终极可以找到,因为这个终极可以似是而非,只要它能支撑一个理性信仰就可以了。
科学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实践的问题。哲学太抽象了,与实践很远,所以哲学不实用,很难用于解决实践的问题。但哲学可以解决很多理论的问题。哲学可以为科学提供基础,科学当中的很多基础概念需要哲学来解释。另一方面,理论是人造的东西,人在制造理论的时候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性,所以制造出来的理论必然出现很多问题。哲学让人们看到理论的这些问题,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以便让科学自圆其说,明确解决问题的方向。要解决量子力学等学科带来的困惑只能依靠哲学。虽然所有科学理论都能提供真理,但只有哲学能给出真理的最终标准。
王东岳说:哲学有三个功能:追究终极,逻辑反思,科学前瞻。这种说法不准确。说哲学的功能是追究终极,这是对的。但不能把追究终极与逻辑反思和科学前瞻并列起来。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逻辑反思,所以逻辑反思不是专属于哲学的特点。同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为了前瞻,所以科学前瞻也不是专属于哲学的特点。
对于简单系统,科学往往可以给出准确的计算和预测,但对于复杂系统,科学的计算和预测越来越不准确。这时哲学的优点就比较突出了。因为哲学是最抽象的理论,所以哲学家可以比科学家看的更远,即哲学有更好的预见性。例如,公元前四百多年留基伯就提出了原子论,而今天现代物理学家仍然在苦苦探索物质的基本组成。2400年前提出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物理学的前沿问题,这就是哲学的前瞻作用的体现。
真理的最终标准是价值标准,人类所有实践的最终标准也都是价值标准,只有哲学能提供最终的价值标准,尤其我们需要用这些价值标准解决大是大非问题。
陆九渊在《语录》中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哲学不可能代替一切理论,但哲学可以纲举目张,有利于理论的统一和指明实践的方向。
世界上充满苦难、艰辛和迷茫。每天都在死人,每天都有社会矛盾和冲突。苦难之中的人们希望理解这个世界。寻找本原不是因为没事干,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让我们能幸福地生活。要解决问题先要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产生所有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叫做本原。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家研究哲学完全是因为好奇,这话不对。也许在平常的日子里研究哲学是因为好奇,但当一场社会风暴把所有人的信仰打碎的时候,或者一场科学革命把所有人的常识打碎的时候,研究哲学就不只是因为好奇了。人的确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可以没有功利的目的,但这种好奇心对科学和哲学的动力是有限的。功利的动力比好奇的动力大得多。马克思说,社会的实际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在研究哲学和科学的过程中,暂时摆脱功利对研究有利,但这只能是暂时的,从长远来说不可能摆脱功利。
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如柏拉图、老子和马克思,都不想空谈哲学,而是怀有强烈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研究理论最终是想为实践服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哲学体系却渗透了体系的创立者所属的那些政党的精神。”黑格尔说,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黑格尔,1956:48)所谓时代的实质当然离不开时代的忧患和灾难。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一个口号:“为学术而学术”。学术一定要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服务,不可能为学术而学术。但蔡元培不想让学术为当时的政府服务。所以这句话在当年有进步意义。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说,唯有哲学家就是王,或者这个世界上的王和君主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国家才有获得生命并见天日的可能。可见,柏拉图研究哲学是为了让国家兴旺,让人民幸福,是为了解决众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只是因为好奇。柏拉图想用形而上学解决所有问题,建立理想国。虽然柏拉图的哲学受到很多批评,但他的影响延续至今。从理想国到全能的上帝,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都是这种哲学理想的体现。即使有些哲学家研究哲学是因为好奇,其他人也不是因为好奇。哲学能流传两千多年,不断发展,一定是因为大家相信哲学有用,至少可能有用或希望哲学有用。
语言学派把哲学研究说成游戏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游戏是能满足人的短期需要的非必需的行为。生产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必需的行为。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所以一切理论研究都是生产行为。哲学研究是必需的生产行为,会影响人的利益和需要,会带给人欢乐或痛苦。